夏竦的西疆经略思想——兼与韩琦、范仲淹比较
郝旭东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摘 要：
北宋仁宗朝，西疆党项一族一家独大，吐蕃、回鹘诸部势力大衰。三川口一役，西疆局势骤然紧张，夏竦、韩琦与范仲淹等人因此上书建言，并阐述其经略西疆的思想。夏竦进献守策，虽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只得到了极其有限的实践，韩琦脱离实际的攻策却一度为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守策也因其耗时久见效慢等原因而以破产告终。夏竦与韩琦、范仲淹同为宋朝重臣，但其历史形象却与二人相差甚远，这与其处于话语权力弱势一端有着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
夏竦； 韩琦； 范仲淹； 西疆；
作者简介：郝旭东（1991―），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6-04-17
Xia Song's Strategy of Xijiang （West front）
HAO Xu-dong
Hebei University;
Abstract：
?
In the North Song Dynasty with Renzong as emperor, Dangxiang tribe indominated Xijiang, while Tibetan and Uighur tribes were losing their forces. After the war of Sanchuankou, Xijiang is in tense situation. Xia Song, Han Qi and Fan Zhong-yan proposed to the emperor. Xia Song' proposal was not practiced totally although with many merits. Han Qi's proposal was adopted since it was a nonsence. Fan Zhong-yan's proposal ended up with bankruptcy because long-lasting time and small effect. As a minister of state, the image of Xia Song can not compared with Han Qi and Fan Zhong-yan far, which has much thing to do with his weak power of discourse.
Keyword：
Xia Song; Han Qi; Fan Zhong-yan; Xijiang;
Received： 2016-04-17
夏竦（985―1051年），字子乔，江州德安人，北宋仁宗朝名臣，在文学、政治等方面颇有建树，王珪称其“少好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学。其学必究古今治乱天人灾变之原。其为文章，闳衍环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册，屡以属之，其誉满天下”[1]。仁宗亲政后，西疆边事日益紧张，仁宗被迫做出军事及人事调整，夏竦于宝元元年（1038年）被任命为奉宁节度使，知永兴军。三川口一役，宋军大败，朝廷震惊之余又任命韩琦、范仲淹安抚陕西，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三人对西疆之事各抒己见，阐述了不同的经略思想。
一、北宋仁宗时期的西疆形势
本文所言的西疆指宋朝河东路、陕西路以西的党项、吐蕃、回鹘诸部。宋朝自太祖建国到仁宗初立，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宋朝统治者主要的关注点始终在北方，西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刘太后专政时期，西疆军备更是被完全忽略，西北民兵“承平岁久，州县不复阅习，多亡其数”。[2]虽然有识之士早就为此上书建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选将练兵。”[2]然而，刘太后沉迷于广修塔庙，自然就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亲政，此时的宋朝早已是积贫积弱，西疆的形势也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埋藏着更大的危机。
首先，昔日东侵唐朝、西联中亚、北抗鞑靼的吐蕃早已实力大衰，就连六谷蕃部这样的地方割据性政权也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被党项所灭。此时，崛起于河湟这样险要地区的青唐吐蕃政权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青唐吐蕃政权在建立伊始就存在着分裂的不稳定因素。赞普唃厮罗与李立遵、温逋奇之间矛盾重重，党项趁机插手青唐吐蕃内政，致使其出现了多次大分裂。明道三年，唃厮罗及其子在大分裂之后一统诸部族，实现了统一，其后多次向宋遣使朝贡，与宋交好。然而，党项一族的崛起是不容有一个强大、统一且又与宋友好的吐蕃政权存在的，所以早在明道元年，李元昊就“遣苏奴儿将兵二万五千攻唃厮罗”[2]。景佑二年（1035年）十二月，李元昊又一次进攻青唐吐蕃，并攻占了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兵临青唐城下，唃厮罗被迫坚守不出。景祐三年，李元昊“恐唃厮罗制其后，南侵至马衔山，筑城瓦川会，留兵镇守”[2],断绝了吐蕃等族与宋朝的联系。
其次，天圣六年（1028年）六月，“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3],以甘州为牙帐的甘州回鹘政权被西夏所灭。景祐三年（1036年），“冬。十二月，[元昊]复举兵攻回鹘，取瓜、沙、肃三州”[3],另一个与宋十分交好的回鹘政权——高昌回鹘，其势力也被西夏大为削弱。
再次，与吐蕃、回鹘衰落相反，党项一族却日渐强大，在李德明时就已经“经谋不息，西击吐蕃、回鹘，拓疆数千里”[2]。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野心勃勃的李元昊又继德明位。显然不同于其父辈、祖辈，他以臣宋深感为耻。为此，李德明曾诫之曰：“吾久用兵终无益，徒自疲尔。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此宋天子恩，不可负也。”[4]但是这远远改变不了李元昊称霸的雄心，于是他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努力实现王霸事业。李元昊先“自号嵬名吾祖”，改易服饰，私自改元，并自创党项族文字——西夏文，以望民族意识的觉醒。然后，又仿中原王朝，建都设官，加强军队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家机器。“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2]后来，“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始大补伪官……”[2]此时，党项一族在军事上已做了充分准备，在西疆一家独大。
对此局面，北宋虽然有大臣甚为忧虑，上书直言：“元昊必反，请为边备。”[5]然而，仁宗却依旧遵循着先祖们“守内虚外”的策略，姑息养奸，致使西疆形势不可逆转。终于，李元昊在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称帝，建国称夏，并遣使入宋，以求册之为君，遭到了拒绝。于是，李元昊与辽朝结盟，开始对宋进行小规模军事进攻，以试探宋境虚实。最后，李元昊发现北宋鄜延路一带“地阔而寨栅疏远，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2],趁机进攻。双方于三川口激战，宋军溃败，大将石元孙、刘平所部为元昊所歼。此战之败，让宋廷大为震惊。至此，西疆形势骤然紧张，对付西夏成了宋朝的头等大事。
二、夏竦的西疆经略思想及其有效实践
三川口一战，宋军一败涂地，这样的结果让宋朝统治者开始重新对边防做出调整，并“诏陕西安抚使庞籍谕旨知永兴军夏竦议西鄙事”[2]。于是，夏竦上书建言，陈述其经略西疆的思想。
在夏竦看来，西疆之所以出现如今这个局面，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党项一族背德叛宋，李继迁“鸠集万骑，屡寇朔方”，[2]而“德明、元昊久相继袭”[2]。其次，宋朝对西夏追讨不力，太宗时就告诫诸臣“不可轻举”。到真宗时，又“惟戎疆吏谨烽候，严卒乘，来即驱逐，去勿追捕”[6]。朝廷对西夏始终持着“待以羁縻，置而不问”的态度，这无疑使得西夏能够“假朝廷威灵，聚中原禄赐，略有河外，服属小蕃”[2]。所以，为今之计，应当“缮治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2]。只有在比较了主客之利、攻守之便并做出周全准备的情况下，宋朝才可出师，切不可听从边臣的征讨之议。于是，夏竦“因条上十事”：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以代东兵。七、增直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寨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入保大寨。九、关中民坐罪若过误者，许入粟赎罪。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纾馈运。[2]在这十条中，第二、三条是要联结西疆降附的党项羌以及吐蕃族，这是切实可行的。从上文我们就已得知唃厮罗与西夏之间有着深仇大恨，而且部分党项羌因不满西夏统治而脱离出来降附了宋朝，所以这两条的确有助于宋朝孤立西夏，对其形成东西夹攻之势。第九条和第十条建议对已经积贫积弱的仁宗朝来说，意义重大。宋朝自建立之初就边患频仍，太宗朝时期就曾大举北伐，耗费了巨大人力财力却以失败告终；真宗朝又与辽朝订立了澶渊之盟，年输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所以，对于仁宗朝来说，积攒粮钱方是对付西疆之事的长久之计。其余各条则是联防联守、募兵强兵等军事策略方面的内容，这有利于实际提升宋军战斗力，加强边境的防守。
然而，在具体实践上，上述建议就比较有限了。练奇兵习强弩是十分耗时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未付诸实践。招募当地人为兵，遭到了杨偕的反对，他上书借口养兵之费无可计量，应当以少击众，以谋略取胜，称：“岂有骤加训练而能取胜哉？”[6]于是夏竦的这条建议就被停止实施了。增置弓手的建议被仁宗采纳，不仅招募汉族边民，就连蕃落弓箭手也被招募，到英宗时期，蕃兵和蕃落弓箭手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至于联结吐蕃等部，倒是被付诸实施，康定元年（1041年）二月，宋廷向唃厮罗颁诏，命其助讨西夏，并约定了起兵的时日，两军联合作战，一旦成功，就授其银夏节度使。但是唃厮罗自兰州入镇的道路被元昊切断了，无法完成预约，再加上元昊的威胁，“唃厮罗虽被诏，然卒不能行也”。[2]其他几条建议因史料的缺乏，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仁宗采纳韩琦的进攻之策看来，夏竦的建议并没有全部付诸实施，产生的效果也就微乎其微了。
在夏竦的西疆经略思想中，宋为主，诸部族为辅，以西夏为中心，坚持守策才是长久之计。这个思想是夏竦在对当时内外环境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才形成的。当时的西夏，“较之继迁，势已相万”，已经今非昔比。而仁宗朝“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以先朝累胜之军，较当今关东之兵，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师，方缘边未试之将，工拙可知也……”[2]所以，夏竦的西疆经略思想是最适合当时国家形势的，但却没有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足够重视，甚为可惜。
三、韩琦、范仲淹西疆经略计划的破产
仁宗康定年间的“西鄙议事”，作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韩琦、范仲淹也参与其中，阐述自己对西疆的经略计划。与夏竦不同的是，在他们两人的计划中，并没有涉及西疆其他的部族，仅仅局限于西夏。他们两人的计划，对宋朝的西疆经略之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定元年（1040年）十一月，仁宗下诏议西疆事，求攻、守二策。韩琦上书进献攻策，认为现今形势是我强彼弱，“昊贼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守，势分力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6],主张集中兵力，长驱直入，找到昊军主力一决死战，毕其功于一役，则西疆事就可平息。然而，在范仲淹看来，“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而险，未易可取”，“非有奇将，不能远袭”，[2]所以“宜用守策，来则御之，去则勿逐”[7]。用守策，就得避免“馈输满道”的现象，渐兴田利，置营田，使弓手、土兵守边寨，把兵士的家人迁到塞下，以加强其防守边塞的心志。这样“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可息矣”[2]。除此之外，朝廷还应该“敦天地包容之量，存此一路，令诸侯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但未行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2]。
韩琦的计划不仅脱离了宋朝禁军主力集于京师，边境只有少数防御力量的实际，还忽略了党项族兵士“人人习骑射，乐战斗，耐饥渴，其亲冒矢石、蹈锋刃、死行阵，若谈笑然”[8]的情况，再加上元昊又擅长使用声东击西、诱敌深入的计策，其攻策的失败是必然的。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元昊聚兵进攻渭州，韩琦任命任福率领镇戎的所有驻军及招募的万余“敢勇”，进讨西夏军。结果任福中了李元昊的诱敌之计，骄狂冒进，“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败于好水川，福及将佐军士死者六千余人”[6]。此战之后，韩琦引咎待罪，得降一官处分，这宣告了他的速战进攻之策还未实施就破产了。
相较于韩琦，范仲淹的守策是更切合实际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招纳野心勃勃的李元昊则是万万做不到的。范仲淹在任上“筑青涧城以扼寇冲……垦田二千顷”[9],又“前后凡六奏，卒诚承平等十二寨，蕃汉之民，相踵复业”[2],为其守策的实现做了一些实事。但最后，仁宗采纳的却是韩琦的攻策。然而，好水川一战宋军大败，使得宋廷被迫改变策略，起用范仲淹的守策。此战中，范仲淹因为擅自答复元昊书被贬。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又率军进犯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不听都监赵珣“贼远来，利速战”的建议，执意分诸军进发定川寨，结果被围困，最后葛怀敏等战死，近万人被俘。范仲淹的守策本就“以岁月经营困之，无速成功”[10],这一战的失败，更是让其加速破产。虽然此后范仲淹又于庆历三年正月、庆历四年五月两次上书陈奏，却未能引起仁宗的足够重视。
四、余论：话语权力与历史形象
当时乃至后世都称韩琦与范仲淹为名臣，韩琦有着“当政十年有余，赞辅三朝”的美誉[11],范仲淹更是被罗大经称作“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12],他们的形象是那么的光辉。然而纵观其一生，他们并非没有过错。韩琦的西疆经略思想脱离实际，好水川一战的失利与他们二人更是脱不了干系，但这些却丝毫没能影响人们对其赞誉。
然而，夏竦的形象相较于韩琦、范仲淹，则有着天壤之别。石介在《庆历盛德诗》中对其无情贬低，“惟竦、若讷，一妖一孽”[13]。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更是将其评价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2]。不可否认，夏竦的确有行为不端之处，但“其为郡有治绩……治军尤严，敢诛杀，即疾病死丧，拊循甚至。尝有龙骑卒戍边郡，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时竦在关中，俟其至，召诘之，诛斩殆尽，军中大震。其威略多类此”[6]。所以，将夏竦评价为“奸邪”，是有失斟酌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评价，则与夏竦处于话语权力的弱势一方有着极大关系的。
据刘强《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的统计，“庆历党争”中与范仲淹、韩琦站在同一战线或对其同情的士人所流传下来的碑刻、墓志铭、文集等，远远多于夏竦、吕夷简等一派，而《宋史》的编撰又多取材于文集、墓志铭等，所以在话语权力上，韩琦、范仲淹在当时乃至后世是大占上风的。中国自古就有“为贤者讳”的传统，士人在其文集中，自然对韩、范的事迹有所取舍，在他们的影响下，韩琦与范仲淹的形象也就不可避免被夸大了几分。
可见，话语权力不仅可以掩盖历史人物的负面形象，放大正面形象，同时也可以扭曲历史人物的正面形象，放大负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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