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征农皖南脱险纪实

　　夏征农皖南脱险纪实

　　

　　《大江南北》和另一些报刊都曾动员夏征农同志把他“皖南事变”时突围脱险的经过写出来发表。但他认为，没有必要突出个人的这段经历，所以至今没有写。

　　

　　1988年3月12日，安徽泾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函核实泾县茂林的几位爱国老人当年帮助征农同志突围时的真实情况。他们来函中所提到的两种说法，征农同志说：那都是传说，都不全对。于是，他简要地写了封信去更正。

　　

　　我看到这一情况后，联想到今年《大江南北》第一期中翟仲卿同志写的那篇《夏征农脱险记》，在一些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看起来，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真实人名，还有生动的情节，似乎是很可信的了。但是征农同志看了那篇文章后却说，那也是传说而已，也不全对。因此，我向他建议：由他自己把在事变中突围脱险的前前后后尽可能详细地对我讲述一遍，由我整理成文后发表出来。这样既可澄清许多夸张性和错误的讹传，也可帮助文史资料部门弄清一些事实。他同意了，并且立刻放下手中的笔，就对我讲起他当年的那段突围脱险的故事：

　　

　　“1941年1月6日下午，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在皖南泾县茂林一带对我们新四军9000多人进行了围歼性的伏击。我们的军队在将近十倍于我的敌人面前顽强地拼杀了好几个昼夜，数次突围都遭到了敌人的堵截。司令部、政治部这时都已集中到了石井坑。本来我们是想从这里再一次组织突围的，但是后来连守卫附近山头、掩护撤退突围的教导队也顶不住了。敌人在占领了那个山头后，他们居高临下，一发炮弹打到了我们的指挥所，作曲家任光同志就是被这发炮弹击中而牺牲的。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叶军长命令我们立即随他突围。于是，我们就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再度翻山越岭。待我们走到一个叫大坑王的山窝子时，天已蒙蒙亮了。这时，我们这些既累又饿、困乏不堪的人都身不由己地躺卧在地上。大家心里都明白，周围许多山头上都可能有敌人，白天是无法行动的，情况逼着我们只好就地休息。

　　

　　“过了好一阵子，参谋处的副处长张元寿同志走到我身边，附在我的耳旁说：‘据说包围我们这座山口的是东北军的一部分，叶军长准备出去和他们谈判，要他们让开一条路给我们突围。’果真，不一会叶军长就带着他的随从人员动身去谈判了。记得那天送军长出山口的人除我之外，还有当时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张元寿、民运科长陈茂辉等等。我们的好军长啊，这一出去就再也没能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叶军长一进入敌人的警戒线就被他们扣留了。”

　　

　　“我们左等右等也等不到叶军长回来，知道不好了!这时，由于我既是统战部的副部长，又是民运部的部长，饶漱石就叫人通知我快找几个熟悉山路的人来当向导。我就让最熟悉情况的陈茂辉同志去完成这个任务。谁知刚把向导找来，敌人就从一个山头向我们这个临时驻地发动了密集的枪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趁着夜幕已渐降临，就分散着向四面八方的山顶上奔跑。待我奔到一座山的山顶时，天已经全黑了，我就在这座山顶上的树丛中过了一夜。天亮时我才发现，我的警卫员已经不知去向，附近只有张元寿同志和他的警卫员以及军部的侦察科副科长陈铁军、侦察参谋贾波、女机要员周临冰这几个人了。”

　　

　　“在那颠倒是非黑白的年代，我们对白天是很厌恶的。因为，敌人在白天是那样的得意：他们整天一边打枪，一边直着嗓子大声喊叫：‘喂!你们快出来投降吧!你们的军长都被我们俘虏啦!……’我们根据敌人喊话的内容、声调，分析判断说：‘别理他!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这样，白天我们就靠采一种不知名的红色野果子充饥，晚上就用本来装文件的皮包和军用搪瓷杯、碗等到山脚下取些山泉水来止渴。”

　　

　　“第二天晚上，张元寿同志对我说：‘这么多人在一起太显眼，不好走，我们俩一起先走吧!’我没有同他一起去，他自己就带着警卫员先走了。余下的我们四个人就一直待在这座山上。想不到在这北风呼啸的严冬，野果和山泉水竞能支持我们活到第六天!这天，已听不到敌人的枪声、喊声了，我们决定：下山!就在下山的半道上碰到了我们的一个地方干部陈爱曦同志，于是我们五个人一起继续向山下走。走到大坑王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时，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派有侦察经验的贾波和熟悉地方情况的陈爱曦两位同志先去打听一下村子里的情况。他俩敲开了一家大门，就对来开门的那位老乡说明想在他家休息一下，并告诉他，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这位老乡把他们让进门后，他们才又对这位老乡说，还有三个人在外面，说完，陈爱曦就出来把我们也叫了进去。我们刚站定，老乡就说：‘村头上还驻着一些国民党的军队，你们不能在这里久留!’说着、说着他就进内室拿出一罐锅巴，为我们烧了一锅热呼呼的锅巴汤。待我们一吃完，他就催着我们快走。好险啊!我们刚走出那个村子，天就亮了。天一亮，身穿军服的我们，在外面走是很危险的!没有办法，只得分散开来暂时藏在那些小山沟旁的芦苇丛中。一直等到又一个夜晚来临时，我们才继续上路向章家渡方向走去。”

　　

　　“我们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独家村。正房的门锁着，这家看样子是个小地主，主人们在这兵荒马乱之际都逃出去了。侧屋里养着牛，还住着这家的雇工，我们就和这位雇工挤住在侧屋中。早上醒来时，我问这位雇工，附近有没有新四军的群众工作同志?如果有，请找一个来。他答应了一声好，就穿衣出去了。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何况我们现在身处险境，提高警惕还是很需要的。因而，待他一出去我们就分头藏起来观察动静。后来见这位诚实的雇工老乡真的为我们找来一个女同志，我们就都走了出来。我指着周临冰对这位女同志说：‘我们部队的这个女同志你能设法把她带到茂林圣公会陆会长那里去吗?’，她一口答应说可以。这位陆会长是我在做上层人物统战工作时比较了解的人。我当即写了字条交给那位女同志托她转交给陆会长。字条是这样写的：‘我有个侄女，请您设法把她带出去好吗?’。这位女同志拿着我的字条就把周临冰同志领走了。

　　

　　“把周临冰同志安排走后，我们剩下的都是男同志，这就方便多了。在黑夜再度来临时，我们又继续向前走。走呀、走呀，又走到了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当然还得敲人家的门了。被我们敲开门的这家主人知道我们是新四军后，不但请我们进去，烧饭给我们吃，还派他的小孙子去门外望风。一会儿那孩子来报告：乡长来啰!主人立即让我们藏到他的卧房里去。隔着墙壁我们清楚地听到那乡长说：‘昨晚狗叫得那样厉害，有新四军来吗?’主人回说：‘我们把门关得紧紧的，没有看到什么新四军。’乡长又说：‘要是有新四军来这里，立刻向我报告啊!’主人应着：‘有新四军来，我一定去报告。’那乡长走后，主人马上找出几套便装来叫我们把军装换掉，说这样走起来安全。记得我那次换的是他家瘫痪老人的一套很脏很破的衣服。那时，本来我就很瘦，再经过了那么多天的折腾，完全可以装成一个要饭的老人了。吃过中饭后，那男主人对我们说：‘现在这个样子你们白天也可以走了，这一带的老百姓都是我们自己人，没有关系，我给你们带路。’经过那个乡长来访的考验，我们对这家的主人是信任的，于是决定跟他走。他把我们带到离章家渡不远的地方，却机警地叫我们藏在路边，待他自己先去章家渡打探、打探。章家渡是仅次于茂林的一个很大的集镇，我们也认为打探一下是必要的。果然，他从章家渡回来时就以一种懊丧而歉意的声调对我们说：‘章家渡的河被国民党的军队封锁了，过不去，我实在没有能耐再帮助你们了。’看得出，他是为无法继续帮助我们而苦恼着。而我们对这位老乡主动积极地掩护帮助、处处为我们的安全着想的这份珍贵感情已经非常感激了。我们向他致谢、道别后，他才转身回去。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段经历，就深悔当时没有想到问一问这位老乡的姓名。多好的人啊!他的音容，尤其是他的那颗赤诚的心，是永存在我的记忆中的。此刻我在向你谈着他，我的心里又在思念他了。”

　　

　　“那位可敬的老乡走后，我们四人就沿着一条小路向与章家渡相反的方向走。走到天将晚时，又来到了一个只有两三户人家的村落，脚下的土地像是一片沙坪，这里叫做殷冲涝柳村。我们叫开了一家的门，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我们中的一个同志指着我对她说：‘我们这个老人有病，实在走不动了，求你给我们住一夜吧!’她先不让我们进门，更不同意我们住下。她说她是个寡妇。说着说着，他的弟弟从章家渡来了，他端详着我们每一个人。待他认出我时，啊的一声说：‘是夏部长啊!我认识你，我听过你的报告咧!’他对他姐姐说，这是真正的新四军，让他们住吧。再向我们解释道：‘我姐姐不是不让你们住，而是不知道你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国民党的人还时常装成新四军的人来骗老百姓，如果答应留他们住，就要被他们敲诈勒索。’原来如此!住下后我就问这位女主人的弟弟：能有办法为我们弄到通行证吗?他答应试试看。我们在那里住了很久，通行证还是弄不到。眼看就快到阴历过年的时候了，女主人的弟弟来对我说，他要去霎和同村的一个叫柳荣春的老人商量商量，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办法。他怕我不放心，接着又对我说，柳荣春这人是大革命失败后逃到这儿来的，他同情***、新四军，不碍事。”

　　

　　我们在那女主人家住了将近一个月，阴历过年(春节)了，那位柳荣春老先生特地过来邀请我一个人到他家里去吃饭。吃饭时，他告诉我他是湖北人，又和我谈起茂林一带湖北人不少，圣公会的陆会长也是湖北人。我听他谈起陆会长，就赶紧问他：你和陆会长熟识吗?他说很熟。因此，我就提出请他设法为我送封信给陆会长的要求。他说行，我便在他家写了一封简单的、告诉陆绍泉先生我现在在哪里，并希望他帮助我突围出去的信交给了柳老先生，并嘱咐柳老先生，见了陆会长先问问夏××有个侄女儿是否到这里来了，现在怎么样了?如果他说没有来，我这信也就不必交出去了；若说出我侄女儿的下落，你就将我这信交给他。柳老先生很快打发他儿子为我把信送了出去，而且第二天陆会长就让他的朋友吴葆萼和女婿吴寿祺跟柳老先生的儿子一起来看我。他们告诉我：‘通行证搞不到，但可以把你充作教会的人带出去。’我要求他们把我们四个人一起带出去，他们说四个人不行，最多只能带两个。于是，我请他们去茂林买来两套便衣，我化装成茶商，陈铁军扮成我的伙计，当然我们也都充作圣公会的教友了。茂林认识我的人太多，我是去不得的。陆会长就从茂林派来了他们的一位可靠的圣公会教友，他姓冯，是个染衣匠。一个清晨，这位冯教友便带着我们这茶商伙计俩，从柳村出发步行到泾县城里。在城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步行到芜湖。再从芜湖坐火车到南京；又从南京转车到上海。这一路上住店、乘车等等都是由这位圣公会教友周密安排的。我们一到上海这个‘大海’，那就‘海阔凭鱼跃’了，国民党想抓我们就没有那样方便啰。不久就由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同志派交通员把我们送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以上这些，就是我突围脱险的经过。”

　　

　　“后来听说，留在柳村的另外两个同志也是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突围出来的。还有我介绍到陆绍泉先生那里托他掩护的周临冰同志，由于陆老先生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和时机把她转移出去，在那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新四军的白色恐怖之中，他竟不顾自家安危，把周临冰藏在茂林他自己家中的阁楼上40来天。供她吃用且不说，每到夜深人静时，还让他的老伴和吴葆萼先生的老伴把周临冰叫下阁楼，陪她到院子里走走，让她活动活动。他们对这个新四军女战士关怀、爱护的感情是多么崇高啊!”

　　

　　“1981年5月，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在芜湖召开年会时，我才更进一步知道陆绍泉先生是由于在一次战斗中为我军向敌军喊话劝降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而牺牲的。这位正直的老人，真不愧是我们党和军队生死与共的真正的朋友。茂林一带的许多人民群众也和陆老先生一样，出于对我们党和军队的爱戴拥护，在皖南事变时，他们千方百计地掩护我们的同志突围脱险。人民的这些恩情，谁敢忘?谁能忘啊!没有这样好的人民，哪有我们的今天!我打心底里要喊：人民万岁!”

　　

　　1988年4月28日于上海

　　

　　发帖人：夏国初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