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魏大屏老师
作者：高峰 新闻来源：《走向辉煌》
纪念魏大屏老师
高峰
魏大屏（1925—1977）先生是我最敬仰、最崇拜的大悟一中老师之一。在先生任62级初中一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期间，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承蒙他三年教诲，对我一生影响巨大。为缅怀先生一生，借此机会，撰文纪念。
魏先生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犹如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天下桃李，公门甚多，人所共仰，千秋彪炳。
魏大屏先生是我县新城镇魏湾村人，其母早亡，其父任国军团长，1938年7月在黄陂抗日期间不幸被日军飞机炸死。当时魏先生年仅13岁。因魏氏宗族素有爱好读书的传统，幼年的魏先生靠叔婶供给入私塾就读。他聪颖敏慧，刻苦攻读，才华过人，不久考入湖北省联合中学鄂东分校（黄冈），初中毕业后因困难而辍学，1946年春开始走上教书育人之路。
初在家乡五鹰寨教私塾，半年后到阳平小学任教。解放后通过考试到县政府所在地毛家集小学任教。一年后被抽调到县业余学校（干部扫盲班）任教。不久被组织上派到武汉师范学院进修三年。1956年学业届满，被安排到县二中（宣化）任教。1958年调到三中（夏店）任教务主任。1959年始调入县一中，在初中部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采取“跟班上”形式，连送三届学生毕业。1969年回到家乡新城朱湾大队小学任教。1972年又调到丰店高中，此阶段开始患高血压病。1975年又调到大新高中任教。1976年调到县三中任教。1977年因高血压中风，不幸逝世，终年52岁。
魏先生之所以令他的学生终生不忘，就是因他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文化知识，似父爱的博大胸怀以及风趣幽默的教学风格、出神入化的授课本领。
魏先生每次上语文课，同学们像欣赏评书一样，不仅没有丝毫压力和紧张，相反带着渴望的劲头听课。他讲课往往严肃中带有风趣幽默，紧张中带着眉飞色舞，使学生越听越想听。记得有一次二班的语文老师有事请假，学校安排他们到我班听语文，听完后二班同学们大感惊奇而畅快，都说我班同学有福气，有一位好语文老师。因为他们平时听语文课，总感到干干巴巴，没有一点生气，因而对语文课没有兴趣，而听了魏先生的一堂课，第一次感到语文是一门有无限趣味的课程。
所以我班的同学们语文学习是学得很活的，作文个个都写得好。魏先生要求学生充分理解课文，熟练运用课文中的写作方法和词句，同时要求该背诵的都一定要背诵。比喻我到现在还记得“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些初中的课文为什么记得这么牢？就因为课讲得好，学生理解透彻，兴趣深厚，所以容易背诵，以致终生难忘。
大量的背诵和透彻的理解是做好作文的基础。魏先生有名言：“能当书贼，即是才子。”意思是你若能熟练地旁征博引，把别人的好文句引用到你的文章中来，并有机地揉和，那么你就能成为“才子”。他指出：引用不等于剽窃，比如，你把别人的木料弄来原封不动地摆着，别人会一眼认出来，假如把木料做成桌、椅、柜，别人就认不得了。所以“能当书贼”就在于巧妙地运用材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博览群书。
有一次，他给全校师生讲解革命小说《红岩》，让大家大开眼界，欣赏了文学之美，陶冶了革命情操。他说：“课外书籍是同学们‘正餐’吃不到的美味佳肴，大家必须多看，多读，才能充分享受，才能多方吸收‘营养’。”
魏先生要求学生是很严格的。学习上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生活上不准学生打闹，不准旷课，不准违犯纪律；思想上全面掌握学生动态，带领大家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帮助困难同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
他还注意安排学生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有个轻松时间。他常带领我们上山、下乡郊游。记得有个星期天玩礼山，看到好多中药材，他就让大家挖蒲公英带回去晒干，卖给中药材公司。这种既旅游又解决班费的做法是魏先生的一个创举。在课外活动中，他常突然提出些问题要学生解答，说对了就鼓掌，答不出来或答错了就善意地讽刺一下：“哎，知识贫乏哟！”他跟同学们一样玩得投入、高兴，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同时引导我们对知识进一步的渴望和追求。
我本人是魏先生“得意门生”之一。记得刚踏进一中，先生就指名让我任班长，这可能是我小考分数较高的缘故吧。可是因我是“初次出山”，加上我性格内向，胆小畏缩，竟不敢“上任”，连上课喊“起立”都不敢。先生对我鼓励加引导，使我逐渐摆脱害怕心理，慢慢由不适应到胜任。初三时我又担任团支部书记，堂而皇之帮老师做起了同学们的思想工作。有了这个基础，使我受益终身。
魏先生对我生活上的关心，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当时，我因“家大口阔”，生活极端困难，身上穿得破衣拉煞。他给我解决了每月4元钱的甲等助学金，平时还给些粮票、布票，以补不足，使我得以顺利读完初中、升入高中。
可是，这样一位好老师，在后来极左路线统治下，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打击。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少数学生抓住他的只言片语，无限上纲，贴大字报进行批判，使他的精神受到第一次刺激。后来在丰店、夏店患上高血压和精神病，影响正常上班。加之他家庭成份不好，父亲又是国民党军官，学校多次组织对他进行批斗，逐渐斗垮了他，使这位本应得到休养和治疗的老人精神彻底崩溃，不久，就含恨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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