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00周年纪念日临近，作为辛亥革命元老、成功领导武昌起义者的后代，真想把一些不为世人所知的内幕写下来。但平凡的我，常怀踹小人之心，怕我所尊敬的，未曾谋面的祖父，为推翻封建制度不遗余力，不惜生命危险，倾注自己大好年华，最终由于证据不足而被误解，再说家里所有成员是反对面世的，他们都认为在心理纪念就足够了。经过很长时间的心理纠结，昨晚，在玩低智能游戏时，我内心在问自己，如果不写这篇，我将来会后悔吗，后悔吗？结果是-会后悔。祖父完成了如此多的艰苦工作，甚至多数情况下有生命危险都在所不惜，更没计较个人得失，由于身处暗线的身份关系，祖父成功的与不成功的许多大事是后来在他儿子面前慷慨的说道着，在社会上，也出于需要，或因为要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低调地收敛着，尽力不为世人所知。我想干这种工作的人，即使在天之灵也会具备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来面对各种于他有可能不公正评说吧。因为这篇东西会在某种程度挑战一些已经固有的观点。而我相信大多数人们是善良的，在当今浮躁氛围中，还是会有人愿意潜下心来，实事求是地尊重历史真实性，做一番考证的。当然我应该以个人的教养和良知，以及主张历史应该尽量还以本来面目出现的观点，保证所述史实是尽力尊重祖父真实叙说的。

　　小时候我不知道祖父是不寻常之人，66年上半年我还在幼儿园大班，外面政治空气较紧张，家里大人们可能不知不觉又谈起祖父往事，奶奶怕我这家中年龄最小的会把不住嘴往外说，便威吓我道：出这家门不能说的啊！说了要杀头的。我张大了嘴巴仰头看着大人们，心理想,到外面说什么呀！因为大人说话时我只顾自己玩，根本就不知道大人们在说些什么，但“要杀头的”让我牢牢地记住了。奶奶经常说起爷爷在家里讥笑黎元洪胆小，那时候没学历史也不知黎元洪何许人也。奶奶称孙中山先生为“翘胡子”称廖仲恺先生为“小个子”。奶奶常念叨“翘胡子”说了什么，“小个子”怎么怎么说了，我们听了半天也不知奶奶在讲什么故事，后来问了父亲才知道是在说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上小学时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解放日报》来晚了，还没有人拿过，于是我抽了一份回家随手放在***床上，奶奶正安静地坐在窗前她的床边做针线，我便座在奶奶旁边看她做针线，此时奶奶老花眼镜低低地架在鼻梁上，双眼基本是在镜片上面，视线向下时透过鼻梁下的玻璃，手上一针一线缝着什么，偶尔双眼平视一下，不受老花镜影响。漂了一眼报纸，然后指着当天报纸头版大幅照片笑眯眯轻声说：你爷爷的朋友。我惊讶地：奶奶这是董必武哎！董必武啊！用尽小孩儿当时所有的高音连连尖声了两下，奶奶安静地缝补了两针，再抬起眼皮瞄了一眼报纸，全然不理会我的惊讶表情，平和地，边缝补边说：“呐，那不是你爷爷的好朋友吗，经常到家里来玩的。”爸爸下班回来我赶紧问：董必武是爷爷的好朋友吗，爸爸很自然地点点头。哦，从那天开始我认为爷爷是干大事的，但干什么的浑然不知。

　　直到读中学时某一天，奶奶过世三年多了，我们偷偷地给爷爷百岁生日也过完多时后的一天晚饭后，全家因外界影响无精打采地坐着，比较善于调节气氛的母亲对父亲说：咱们不能一直这样，你给孩子们讲讲，讲讲家里的事，讲讲世界名著，现在孩子们都大了，能辨别的。“中毒”了我负责（那时候的世界名著一律列为“大毒草”）。

　　接下来的每天晚饭后母亲收拾碗筷、厨房，我们屏气凝神地倾听父亲讲家里那过去的事情，后又讲了一些世界名著和包括《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电影的情节。我们大致地知道了原来我们祖父是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高风亮节的伟大人物（说“大致知道”是因为我们只是当故事听听而已，有些重要的细节、祖父的政治观点、有些人物名字、年份、许多官位名称、父亲倒背如流<父亲从小记性好功课很好，是当年第一名考入辅仁大学>而我都没有记住。父亲过世后的现在，想想真可惜了哇，连问也没地方去问了。下面涉及我祖父的情节，我就记得住的一些写下来，为了史实尽力真实性，记不住的不赘述，为记事绕不过去又记不清的，我会注释清楚）。

　　祖父在社会上干的事由于个人口风较紧，也因为当时时常身处险境，先前在家中也不说在外干什么（只会有时在家里闲散时只言片语地笑话笑话黎元洪胆小等小事）。家里人并不了解具体情况（好比说北伐时期，祖父后来说：一开始仗打得并不顺利，然后请我等出山，我是重要的前线指挥者之一，我们所向披靡一路打了好多胜仗。也就在这个时期，我们北京的家对门儿，就住着军阀，祖父打仗空隙也回过家，只能是半夜十点多回来，奶奶把尚处年幼的父亲、姑姑都叫醒，让他们和自己父亲见面，全家此时并不知次日凌晨三、四点钟祖父又出发打仗去了）。只知道祖父留洋十年，上了两个大学，家里进进出出的都是大名人、大人物罢了，佣人们常窃窃私语：老爷子又跟客人说洋话了，听不懂听不懂。

　　我父亲读中学时，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名为《家慈-家严》我父亲想，家慈没有工作，写作文发挥余地不大，就写家严吧，也就此撬开了祖父的嘴吧……

出国篇

　　祖父夏炎甲，字厚俺， 湖北黄陂县人，1873年秋出生（我推算的），早年在武昌警官学校读书期间，正是洋务运动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在湖广兴学，派送大量的出国留学生。作为警官学校的学生，祖父经常要被组织到汉口码头去欢送一批又一批，那时候被称为“留洋”的学生。祖父内心好生羡慕，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留洋”。一次又到汉口码头送“留洋”学生时，祖父忍不住对同学说：总有一天老子要你们送我去“留洋”，同学们讥笑他别异想天开了，人家能“留洋”的，那是才子，我们算什么，我们毕业后顶多当个臭警官。也许是此话刺激了祖父，反正“留洋”之心更迫切了，还没等到学校毕业，就背着家人、背着学校、背着同学偷偷地报名考取了日本士官学校，这才想起还没毕业呢，要验文凭的，怎么办？当时制作假文凭是犯杀头之罪的，留洋心切的祖父那里顾得上这些，花了大价钱托人制作了一份假文凭。

　　双手捧着假文凭排在等待检验文凭的长长的队伍（可见当时留洋人员之多）中，祖父并没有描述此时此刻他那忐忑之心，只是说了：看见队首那头，张之洞坐在中间，右边坐着教育总长（我父亲说得出人物名字、官职名称而我忘记了只好用“教育总长”替代，我想这问题大概可以考证的），左边坐着他们警官学校的校长(校长名字我忘记)。当排到祖父时，他刚刚毕恭毕敬举起假文凭还未送到张之洞手中，他们警官学校的校长笑眯眯地说：咦，这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嘛。张之洞接过文凭然后往旁边一放，客气地说：即是你校学生，那就不看了吧。校长右手心向上，谦让地说：那还是验验吧。张之洞和教育总长都说：既是你们学校的，有你校长在，不用验了不用验了。

　　就这样祖父没来得及回黄陂老家，只是把安家费交给了正在武昌的兄长，叮嘱了兄长关照父母等几句。准备行囊，匆匆地踏上了后来在日本长达十年，读了两个大学文凭的留学之路。

　　归国篇及武昌起义

　　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件事是剃光头，日本校方认为这样，战地救护比较方便，所以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一律是光头。也是祖父后来大半生都是光头状态的原因。世界上军事训练有几大流派，其中德日派是当时最严酷的，残酷的军事训练之余祖父开始考虑国家的大事与同学们组织了革命政党，发表政治观点，组织学生活动。当孙中山来到日本，祖父与孙中山非常投缘，俩人政治观点一拍即合，祖父和同学们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学生活动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后来谈到的几个政党合并，成立同盟会。祖父说我是同盟会最初成立时7个核心成员之一（有兴趣的人们是否可以考证，因为我父亲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祖父亲口所言）。

　　在边训练，边读书，边参加革命活动中，祖父即将迎来从士官学校毕业的日子。祖父说：在与孙中山谈论怎样展开革命活动时，孙中山说：现在回国开展革命活动时机尚早，你不如再申请报考一个学校，等革命时机成熟再回国革命也不迟（这段对话我忘记是书信往来谈的还是祖父同孙先生当面谈的）。于是祖父又向清朝政府打报告，申请再报考一个学校，居然被批准了。于是祖父又考入了早稻田大学法律经济系（早稻田大学我记得很确切法律经济系可能我没记清，有误。应该可考证）。祖父照例边读书一边参加同盟会的活动，直到祖父学校毕业即将回国，孙中山先生又来到日本，向祖父布置了很多任务，总之归国后，要尽量多地发展革命党人，准备并组织武装起义。回国的仪式既孤独又隆重，孤独的是只有两三个人送祖父回国（同样是我父亲说得出名字，我忘记了）隆重的是孙中山亲自送祖父到日本码头，在码头上孙中山帮祖父拎着个小皮箱两个人一起拍了一张合影。由于这张照片的重要性我小时候经常听奶奶提起：翘胡子帮你爷爷拎着小皮箱，在日本码头送你爷爷回国的照片，可惜被他们弄丢了（因为奶奶亲眼看见过这张照片，并且爷爷跟她解释过这张照片的意义，不然，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奶奶是不会那么痛惜的）！

那时由于祖父经常身处险境，所以北京的家中不放任何一张有关自己和革命党人的照片。祖父在武汉买了两套花园连在一起的洋房，在外园那套，祖父请了国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等全科老师，把自己所有侄子们都召集在此读书，并告诉他们好好读书，将来你们有谁考到北京我全包。里面一套花园洋房是我祖父祖母回武汉时的居住地。祖父把所有同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等拍的照片整理成两大牛皮箱就放在此了。有些不争气不爱读书的侄子们，瞅准了我祖父祖母极少回去住，偷偷地扒开里院门窗把里面的家具陆陆续续卖掉换零花钱，可惜啊！那两大牛皮箱珍贵的照片也被当做普通家具换成零花钱了。

　　作为清政府送出的留洋生，回国后的祖父自然立刻被重用，身兼三份重要职务（由于职务官员名称与现在名称差异太大，我们年纪尚小，书也读得不多，问了半天也弄不懂，我父亲对我们解释说，相当于现在北京卫戍部队司令，还有宪兵大队长和省长秘书，我想如果有当时当地清政府资料的话，应该可以考证）祖父非常得意地说；这些职务对我开展革命活动实在是太有利啦！祖父一边白天训练部队一边以组织读书会和夜读、补习班还有其他各种形式作掩护，宣传革命道理，组成一个个革命小团体，大量地发展革命党人。由于秘书职务，此时的祖父同黎元洪同住一个房间的宿舍里，祖父经常向黎元洪渗透革命道理，黎元洪倒也接受的。当准备起义前有点走漏风声，但都督府决没想到我祖父这位重要人物。

　　十月枪声响起的那一夜，祖父不在宿舍，黎元洪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当革命党人夺取政权，那天早晨革命党人开会，大家都认为：当时当地，各方势力还是很强，革命环节薄弱，局面还很混乱，孙中山此时又不在国内。有人提议，要一个有威望的人出来说话才能压得住阵脚，才能让胜利延续。也有人提议要黎元洪出来，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祖父与黎元洪同居一室，就理所当然由我祖父去请他出来。祖父带了7个人，到宿舍去请黎元洪，出乎意料的是此时的黎元洪正被吓得躲到了床底下，还直打哆嗦。祖父直笑话：你这是干什么，哪有那么可怕的。

　　于是喊人把他从床底下拉出来。就这样黎元洪被请到了大会场。

　　当对世公布武昌起义成功后，各地革命党人极力声援武汉，当时来帮助巩固革命果实的，热情支援武汉的，还有怀揣私欲捞取政治资本的各色人们都来到了武汉，武汉当时的政治形势其实非常复杂。也在此时宋教仁先生写下了一幅对联送给祖父，上联是：“江山依旧”  下联是：“风景雪新”落款是：“厚俺大人雅正  宋教仁  ”（此幅在我家唯一留下的，有纪念意义的对联，被我父亲辗转北京、上海，又在上海搬了几次家，都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可是文革抄家却被当做“四旧”拿走了。可惜啊！文革结束时，八十年代通知我父亲到当时上海偏远的大场镇去认领自己被抄走的物资，那里还找得到自己重要的东西啊，包括祖父收藏的古人字画，父亲最痛惜是那副对联，特地向单位，那时候称为“组织”打了一份报告，称此对联有落款有名字，是哪家的财产非常明显，不该会搞错的，希望能还到个人手里，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再插叙一段，九十年代上海某协会组织我们南京二日游，其中一站中山陵。当导游关照好集合时间，我对同坐，刚认识的朋友说：抓紧时间好吗，中山陵附近一定有纪念馆，要去找我爷爷的照片。新朋友温和又顺从地随我一路气喘吁吁上台阶，超过许多人。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又有点朝圣的感觉在中山陵毕恭毕敬地转了一圈。然后拉着朋友，用我病腿最快的速度，下台阶，边说我看见那边有警卫，问他们纪念馆一定知道。果然警卫非常热情地说：有的，有的。再下去，左边，杉树林边有一条小路，再步行15分钟就到了。匆匆来到砖木结构的三层小楼的纪念馆，快速一圈圈地寻找着。终于在三楼一个窗边有一张照片：孙中山先生在前排正中间后面有接近百名人员站着，在站着的人群中，我祖父站在正中间，照片下面小字解释是：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回国初次来到武汉，受到革命党人热烈欢迎。

　　我给朋友指着爷爷，朋友说：哦，你爷爷站在蛮中间的嘛。我无礼，而神气地说：那当然，这个中间位置好随便站站的啊！

　　孙中山先生回国，继而成立南京政府时，祖父没有到南京去，（我们全家非常钦佩祖父此举，是“序”中提到祖父高风亮节体现，他真的不争名，不争利，处处以大局着想）因为当时武汉各方势力还在争强好胜，治安也还很混乱。为给南京减少后顾，所以我不到南京，而是要阵守在当地搞治安，祖父说。就这样为支援南京国民政府顺利成立。自己要求留在武汉当地任职相当于水路警察总监（又是官名记不住，当时父亲给我们解释说这个职位相当于水路警察总监，水上、路上警察统统归祖父掌管。不知这个过渡时期有没有文字资料可查）而我只能在网上看见后来:“1912年7月24日），民国政府国务院咨送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令：任命夏炎甲 为湖北巡警厅……”）

倒袁篇

　　袁世凯大总统期间，孙中山先生看出袁世凯有想要当皇帝的野心，就派我祖父，组织一批官员，常常轮番到总统面前溜须拍马，夸他，赞颂他，继而怂恿他即使当了皇帝也没有人反对他的，袁世凯大悦，半推半就地说：真的吗。接下来，袁世凯欲当皇帝就挑明说了，于是这位袁总统开始大量加官进爵，其中封我祖父为江西庐陵道道尹（难得说得清官名是因为，归还抄家物资中仅剩的委任状原件，父亲给我们解释：大约相当于现在江西省长。父亲是在我读中学时这样对我们解释的，那时这张委任状不在我们家，现在我写到这段文字就想核对一下，说实话向来不爱背历史的我连袁世凯称帝的年代都不知道于是上网查，结果是袁世凯称帝的年代与祖父江西庐陵道道尹委任状是同一年份，小小的核对碰拢了祖父洋洋洒洒故事中的一个小细节，心中窃喜）。

　　时隔几个月，袁世凯果然称帝，全国各地纷纷起来反对，祖父不无得意地说：是我江西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袁世凯万万没想到，“支持”他称帝的人们无一例外地群起反对，真的是要气得吐血了。

　　失败篇

　　祖父能力很强，似乎都能够忠诚的，出色的，成功的完成孙中山先生交办的任务，但是也有失败的时候。黎元洪总统期间，孙中山在广东，形成了南北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着，其实各个军阀势力暗流涌动，形势相当复杂、微妙。此时祖父的职务是总统府秘书，孙中山先生要我祖父慢慢说服黎元洪总统到广州与孙中山先生合并，壮大民国政治势力，共同对付各路军阀力量。祖父经过细致、长时间做黎元洪总统工作，黎总统终于答应南下与孙先生联合。祖父与黎元洪商量好了，由祖父同黎二太太先一天（我记得好像是在周六）到达天津住下，等待第二天黎元洪周日去天津，这样比较隐蔽，而后一起从天津上火车南下广州与孙先生联合。祖父把总统大印等所有象征总统权力的物件，打成一个小红布包和黎二太太一起来到天津某大饭店（我忘记饭店名称，听父亲解释此饭店是在天津很有名的相当于当时的北京六国饭店）等待黎元洪总统第二天的到来。

　　那里知道黎总统在祖父离京当晚，在北京大肆宴请，向宾客们告别，非常高调。向赴宴全体宣布自己马上要南下，同孙先生联合，明天就出发，共同声讨军阀。赴宴人员中有军阀的暗探报告了军阀。第二天总统被军阀监视软禁，祖父在天津的饭店被一圈军阀支枪包围威逼下，最后交出了象征着总统权力的小红包袱。祖父说：花费那么多功夫和时间，此次行动却彻底失败。

　　祖父行动失败的还有作为国民党方谈判代表，出席济南谈判，最后日本人背信弃义，乘祖父与另一谈判代表（又是我忘记了名字及所代表的政党）回去请示时，杀害***方面谈判代表（还是我忘记了名字，好像中学历史书中就有该代表名字的），并把***代表的人头挂在济南城门口，以威吓中方代表而无谈判可能告失败，这就是著名的济南事变。

　　祖父成功与失败的故事还很多，我觉得他活得很精彩。

　　辛亥革命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这个沉默了100年的故事由他的不孝孙女夏成钢用字迹形式写下来，纪念一下。

　　夏成钢

　　2011-9-21

http://www.xhgmw.org/archive-56401-4.shtml

该帖子于2012-2-3 15:32:29被 夏明智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