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颠倒是非黑白的年代，我们对白天是很厌恶的。因为，敌人在白天是那样的得意：他们整天一边打枪，一边直着嗓子大声喊叫：‘喂!你们快出来投降吧!你们的军长都被我们俘虏啦!……’我们根据敌人喊话的内容、声调，分析判断说：‘别理他!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这样，白天我们就靠采一种不知名的红色野果子充饥，晚上就用本来装文件的皮包和军用搪瓷杯、碗等到山脚下取些山泉水来止渴。”

　　“第二天晚上，张元寿同志对我说：‘这么多人在一起太显眼，不好走，我们俩一起先走吧!’我没有同他一起去，他自己就带着警卫员先走了。余下的我们四个人就一直待在这座山上。想不到在这北风呼啸的严冬，野果和山泉水竞能支持我们活到第六天!这天，已听不到敌人的枪声、喊声了，我们决定：下山!就在下山的半道上碰到了我们的一个地方干部陈爱曦同志，于是我们五个人一起继续向山下走。走到大坑王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时，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派有侦察经验的贾波和熟悉地方情况的陈爱曦两位同志先去打听一下村子里的情况。他俩敲开了一家大门，就对来开门的那位老乡说明想在他家休息一下，并告诉他，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这位老乡把他们让进门后，他们才又对这位老乡说，还有三个人在外面，说完，陈爱曦就出来把我们也叫了进去。我们刚站定，老乡就说：‘村头上还驻着一些国民党的军队，你们不能在这里久留!’说着、说着他就进内室拿出一罐锅巴，为我们烧了一锅热呼呼的锅巴汤。待我们一吃完，他就催着我们快走。好险啊!我们刚走出那个村子，天就亮了。天一亮，身穿军服的我们，在外面走是很危险的!没有办法，只得分散开来暂时藏在那些小山沟旁的芦苇丛中。一直等到又一个夜晚来临时，我们才继续上路向章家渡方向走去。”

　　“我们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独家村。正房的门锁着，这家看样子是个小地主，主人们在这兵荒马乱之际都逃出去了。侧屋里养着牛，还住着这家的雇工，我们就和这位雇工挤住在侧屋中。早上醒来时，我问这位雇工，附近有没有新四军的群众工作同志?如果有，请找一个来。他答应了一声好，就穿衣出去了。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何况我们现在身处险境，提高警惕还是很需要的。因而，待他一出去我们就分头藏起来观察动静。后来见这位诚实的雇工老乡真的为我们找来一个女同志，我们就都走了出来。我指着周临冰对这位女同志说：‘我们部队的这个女同志你能设法把她带到茂林圣公会陆会长那里去吗?’，她一口答应说可以。这位陆会长是我在做上层人物统战工作时比较了解的人。我当即写了字条交给那位女同志托她转交给陆会长。字条是这样写的：‘我有个侄女，请您设法把她带出去好吗?’。这位女同志拿着我的字条就把周临冰同志领走了。

　　“1981年5月，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在芜湖召开年会时，我才更进一步知道陆绍泉先生是由于在一次战斗中为我军向敌军喊话劝降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而牺牲的。这位正直的老人，真不愧是我们党和军队生死与共的真正的朋友。茂林一带的许多人民群众也和陆老先生一样，出于对我们党和军队的爱戴拥护，在皖南事变时，他们千方百计地掩护我们的同志突围脱险。人民的这些恩情，谁敢忘?谁能忘啊!没有这样好的人民，哪有我们的今天!我打心底里要喊：人民万岁!” 　　

　　1988年4月28日于上海

夏征农在上海率先冲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禁区

　　夏征农信中谈到了上海市委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态度。虽然语言寥寥，却勾勒出上海市委在这场大讨论中的情况。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表面上看，是从学术层面上要解决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实质上，联系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的情况，以及“两个凡是”所设置的禁区，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最高指示”？文章的锋芒直指“文革”十年所风行的个人迷信，直指华国锋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治国方略。这也是这篇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等人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正因为文章的指向十分明确，因而就引起了“凡是”派的不满。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认为，“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凡是”派的言论，违背了大多数人迫切要求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进行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肯定了这篇文章，并在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对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席卷全国。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陆续发表谈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采取的是不支持的态度。《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后，上海的反映很强烈，不少单位纷纷展开讨论。可是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却加以控制，在会上一再宣布：“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当然，在市委常委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之间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在市委常委会上几次提出建议，上海要发表文章，但均遭拒绝，说什么中央没有文件，《光明日报》一篇文章怎么能算数。不仅如此，还交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要看住上海的几张报纸；作了这样的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不能自己组织文章。《文汇报》有９篇文章送审，都被压下了。后来又规定，５０００字以上的文章要送审。面对这种情况，《文汇报》的负责人马达等人在寻找机会冲破这些禁令。

　　正在这时，已到复旦大学担任党委书记的夏征农，在学校举办了党员干部读书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夏征农在动员报告中，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文汇报》记者根据夏的讲话写了报道，问夏征农能不能发表？夏说，为什么不能发？《文汇报》总编辑马达认为，这是冲破市委禁令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夏征农是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发表后，如果来追问，就可以说是夏征农让发表的，估计他们不敢对夏征农怎么样。这样，《文汇报》就在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６日的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报道。以后，为了不受５０００字以上的稿要送审的限制，《文汇报》的同志就把稿都压缩到５０００字以内发表。

　　《文汇报》对夏征农讲话的报道（同日报纸上还发表了专门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上海报界的沉寂，成为在上海报纸上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参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６月第二次印刷，第１５９页；《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节）。

　　还应该提到的是，虽然夏征农的讲话和《文汇报》巧妙地冲破了禁区，上海市委党校、社联组织的几次讨论会和有些文章也见报了，但一些重要活动，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都不出面。上海市委书记彭冲讲了一次话，也是在干部、群众一再提意见的情况下才讲了一次，但是旗帜不鲜明。一直到三中全会前，市委和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采取控制的态度。

　　在这种大背景下，夏征农敢于让自己的讲话见报，马达借此机会冲破上海报界“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的禁区，是需要具有见识和勇气的。

[夏征农](1904- ）江西新建镇坊（镇坊今属江西丰城）人，夏光庭（夏远）40世孙。金陵大学肄业。1926年加入中国***。1933年参加左联。曾任新四军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中共苏中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苏中公学校长、苏中建设大学副校长、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上海市社联、文联主席，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辞海》主编。是（中共十二大）中顾委委员。著有《征农文艺散论》、《杂家者言》、《夏征农文集》等。他是当代著名学者、理论家、文学家。